古筝小说

第3章（第1页）

林深第一次意识到“距离”这个词的真正含义，是在全国决赛结束后返程的火车上。他拿到了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，位列第二十三名。这个成绩足以让他在高考中获得二十分的加分，也是许多顶尖大学自主招生的敲门砖。李老师激动得在电话里声音都变了调，说这是第七中学五年来最好的竞赛成绩。校长亲自在晨会上表扬他，奖励了额外的三千元奖金。八千元。对现在的林家来说，这是一笔能够支撑很久的巨款。但林深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喜悦中。高三上学期已经过半，距离高考只剩不到六个月。更紧迫的是，大学的选择和准备——以及钱的问题。“保送？”父亲在晚饭时问，手里拿着林深带回来的获奖证书，反复摩挲着那层光亮的塑封膜。“有资格申请，但不一定能成。”林深解释，“一等奖有保送资格，但还要看大学面试和测试。而且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保送的专业可能有限制，不一定是我想学的。”“你想学什么？”母亲问。“金融或者经济。”林深说得很肯定，“好就业，收入高。”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。那一瞬间，林深似乎在他们眼中看到了某种复杂的情绪，但太快了，他来不及解读。“如果保送不成呢？”父亲问。“那就高考。我的成绩，加上二十分加分，应该能上国内顶尖的几所大学。”林深说，“但是……”但是学费。生活费。住宿费。书本费。这些数字在他脑海里反复计算过无数次。公立大学的学费一年五千到八千，住宿费一千二，生活费至少每月一千五。四年下来，最少需要八万元。如果去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生活费还要更高。八千元奖金，加上父母可能攒下的一点钱，勉强够第一年。后面三年怎么办？“钱的事你别操心。”父亲说，语气里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你只管好好学习，考上最好的大学。剩下的，有我和你妈。”林深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他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答案，只会让父母更加焦虑。那天晚上，林深在房间里整理竞赛材料时，听到隔壁父母低声的谈话。他屏住呼吸，靠近墙壁——老房子的隔音很差，能隐约听到一些片段。“……够吗？”母亲的声音。“……有办法……”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。“……不能再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。“……为了孩子……”谈话很快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抽泣声和轻声的安慰。林深靠在墙上，闭上眼睛。墙面的凉意透过薄薄的T恤传到皮肤上，一直凉到心里。他必须做点什么。第二天，林深去了学校的教务处，咨询助学贷款的事情。负责的老师是个中年女性，姓赵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很温和。“国家助学贷款，最高每年八千，在校期间免息，毕业后开始计息还款。”赵老师递给他一份资料，“需要家庭贫困证明，父母身份证复印件，录取通知书……这些等你考上大学之后再办也来得及。”“如果我想出国呢？”林深问。这个问题他憋了很久，在圣约翰时，大部分同学都计划出国留学，他也不例外。但现在，这听起来像个奢望。赵老师推了推眼镜：“出国的话，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项目，但竞争非常激烈。或者你可以申请国外大学的奖学金，但需要很好的成绩和语言能力。还有就是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自费的话，一年最少要二三十万。”二三十万。林深沉默地点点头：“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”走出教务处时，他在走廊里遇到了陈浩。对方正从篮球场回来，满头大汗，校服搭在肩上。“听说你拿了一等奖？”陈浩用胳膊碰了碰他，“牛逼啊。”“运气好。”林深说。“别谦虚了。”陈浩看了看他手里的助学贷款资料，表情认真了些，“你要办贷款？”“先了解一下。”陈浩点点头，没多问。两人并肩往教室走，快到门口时，陈浩突然说：“其实我也打算办贷款。我爸的厂子去年倒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”林深惊讶地看着他。陈浩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，穿着虽然普通但整洁，完全看不出家里有困难。“看不出来吧？”陈浩苦笑，“我妈让我别跟人说，怕被人看不起。但我觉得没什么，靠自己呗。”那一刻，林深对陈浩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。他们都在经历家庭的变故，都在努力维持表面的正常，都在心里默默计算着每一分钱。“一起加油。”林深说。陈浩咧嘴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背：“必须的。”高三的下学期在试卷和倒计时中飞逝。林深拒绝了所有保送的机会——专业都不理想，而且保送生不能转专业。他决定参加高考，用实力和加分冲击国内最好的金融专业。六月七日，高考第一天。母亲早起做了豆浆和油条，寓意“一百”。父亲请了一天假陪考——这是仓库管理员的宝贵假期，要扣工资的。“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。”送他进考场前，父亲只说了这一句。但林深看到父亲紧握的拳头和手心里的汗。考场里很安静，只有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和偶尔的咳嗽声。林深答得很顺，数学和理综是他的强项，语文和英语也发挥稳定。最后一科结束的铃声响起时，他平静地放下笔，心里已经有了底。等待成绩的半个月里，林深找了一份暑期工：在离家不远的超市做理货员，一天八小时，日薪八十元。每天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，他穿着超市的红色围裙，在货架间穿梭，补货、整理、核对日期。工作枯燥，但能赚钱，还能学到一些东西——比如如何辨别临期食品的打折标签，比如哪种日用品最实惠。同事们大多是中年人，也有几个和他一样的高中毕业生。休息时，大家挤在狭小的员工休息室里吃饭，聊天内容无非是家庭琐事、物价上涨、孩子的教育。林深很少说话，只是听。他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，但也都找到了继续生活的方式。“小林考上大学了吧？”一个姓张的大姐问他，她是超市的老员工，做了十几年。“等成绩。”林深说。“打算去哪？”“看分数，想去北京或者上海。”张大姐啧啧两声：“大城市好啊，机会多。就是开销大。我侄子在北京读大学，一个月生活费要两千，还是省着花的。”林深默默记下这个数字。六月二十三号，成绩公布。林深考了687分，加上二十分竞赛加分，总分707。全省排名第六十一。足够上任何他想去的大学和专业。那天晚上，家里难得地庆祝了一番。母亲做了红烧肉和鱼，还买了一小瓶可乐。父亲喝了点酒，脸微红，话也多了些。“好，好，我儿子有出息。”父亲反复说着这句话。林深看着父母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：骄傲、释然，但也有一丝沉重——他知道，大学的费用才刚刚开始。填报志愿时，林深选择了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金融专业。那所学校以培养金融精英著称，毕业生起薪很高，但学费也不便宜：每年六千元，加上住宿费一千二，书本费杂费另算。“就这个了。”林深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写下学校代码和专业名称。七月下旬，录取通知书到了。红色的信封，烫金的校徽，薄薄的几张纸，却重如千钧。母亲接过通知书时手在抖，反复看了好几遍，眼泪掉在纸面上，晕开了一小块墨迹。“得庆祝庆祝。”父亲说，“请亲戚朋友吃个饭。”“爸，不用了。”林深立刻反对。他知道请客要花钱，而他们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。“要的。”父亲很坚持，“这是大事。”最终，他们在小区附近的小饭馆订了两桌，请了关系最近的几个亲戚和邻居。菜很简单，但气氛很热烈。亲戚们纷纷夸林深有出息，给父母长脸。陈浩一家也来了，陈浩偷偷塞给林深一个红包：“我妈让我给的，别推。”林深捏了捏，大概五百元。他喉咙发紧，低声说：“谢谢。”宴席散后，林深帮忙收拾。母亲在厨房洗碗时，他听到几个阿姨在客厅里低声说话。“……真不容易，老林以前那么风光，现在……”“……孩子争气比什么都强。”“……听说学费还没凑齐？”“……应该能借到吧……”林深垂下眼睛，继续擦桌子。桌布是廉价的一次性塑料布，沾了油渍，很难擦干净。八月初，林深开始为去北京做准备。最大的问题是交通费：飞机票要一千多，高铁票五百多，最便宜的是硬座火车，一百二十元，但要坐三十二个小时。“坐飞机吧。”母亲说，“第一次去大学报道，坐火车太辛苦了。”“不，就坐火车。”林深很坚持，“硬座就行，我能扛。”母亲还想说什么，但父亲拦住了她：“听孩子的吧。省下的钱，可以多带点生活费。”最终，林深买了一张硬座车票：K字头快车，第三十二小时车次，下午两点发车，第三天晚上十点到北京。票价一百一十八元。出发前一周，母亲开始给他收拾行李。一个旧的帆布行李箱，是父亲以前出差用的，轮子有点不灵光了。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，都是洗得发白的旧衣；一套新买的床单被套，超市打折款；几本专业相关的书；还有母亲特意做的辣椒酱和肉干。“北方菜可能吃不惯，这个可以下饭。”母亲一边打包一边说，“冬天冷，我给你织了件毛衣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林深看着母亲低头织毛衣的样子。台灯的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织针在她手中灵巧地穿梭。这一幕深深地刻进他的记忆里，成为后来无数个艰难时刻的力量来源。出发前一天晚上，父亲把林深叫到阳台上。夏夜的风带着热气，楼下有孩子在玩耍的喧闹声。“这个你拿着。”父亲递给他一个信封，厚厚的。林深打开，里面是钱。一叠百元钞，大概一万；还有一叠零钱，五十一十一块的。“爸，这……”“一万是你妈和我攒的，零钱是应急用的。”父亲点了一支烟——是很便宜的那种，烟味呛人，“到了学校，先把学费交了。生活费……我们每个月给你寄一千五，够吗？”林深迅速计算：北京的生活费，一个月一千五非常紧张，但省着点应该能活。“够了。”“不够就说，别硬撑。”父亲深吸一口烟，烟雾在夜色中缓缓散开，“深深，你是大人了。有些话，爸爸得告诉你。”林深站直身体。“这个世界，不公平是常态。”父亲的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，“有的人出生就什么都有，有的人奋斗一辈子也只是温饱。我们家现在的情况……你也知道。但爸爸相信，以你的能力和毅力，一定能闯出一片天。”“爸，我会的。”父亲看着他，眼神里有林深读不懂的复杂情绪：“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跟你妈……会一直支持你。”那一刻，林深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：父亲的话里似乎有别的含义。但还没等他细想，母亲在屋里喊他们吃西瓜，话题就中断了。出发那天是八月二十八号。父母送他到火车站。那是本市的老火车站，建筑陈旧，人声嘈杂。大厅里挤满了旅客，大部分是学生和农民工，大包小包，行色匆匆。“就送到这里吧。”林深在安检口停下，“你们回去还要坐车，别送了。”母亲的眼睛已经红了，她抓紧林深的手：“到了就给家里打电话，报平安。钱要放好，别露财。跟同学好好相处，别惹事……”“知道了，妈。”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去吧。”林深拖着行李箱，背着一个鼓鼓的双肩包，走向安检通道。回头时，看到父母还站在原地，母亲在抹眼泪，父亲搂着她的肩膀。两人的身影在拥挤的人群中显得那么瘦小，那么孤单。他突然想起小时候，每次父亲出差，他都哭着不让走。那时父亲总是蹲下来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爸爸很快就回来，给你带礼物。”现在，轮到他离开了。过了安检，找到候车室。硬座车厢的候车区人最多，空气混浊，汗味、泡面味、烟味混合在一起。林深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把背包抱在怀里——里面装着那一万多元，是他的全部家当。广播通知开始检票，人群涌向检票口。林深被裹挟在人群中，几乎脚不沾地。上了车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：靠窗，三人座的中间位置。他已经算幸运，靠窗的位置是个年轻女孩，靠过道是个中年男人。放好行李，坐下。车厢里很热闹，有人在大声聊天，有孩子在哭，有手机外放音乐。林深把背包放在腿上，双手护着，看向窗外。站台上，还有人在告别。他看到一对情侣拥抱，一个母亲反复叮嘱儿子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挥手。火车缓缓启动时，那些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视野里。城市在后退，先是高楼大厦，然后是郊区工厂，最后是田野和村庄。天色渐暗，车厢里的灯光亮起，昏黄的光线照着一张张疲惫的脸。“学生？”靠窗的女孩问。她看起来二十出头，皮肤黝黑，穿着朴素的T恤和牛仔裤。“嗯，去上大学。”林深说。“哪个学校？”林深说了校名。女孩眼睛一亮：“厉害啊，那是好学校。我弟弟也想考，但没考上。”“你去北京工作？”“嗯，打工。”女孩说，“在餐馆当服务员。一个月能挣三千多，包吃住，比老家强。”两人聊了起来。女孩叫刘芳，来自西南山区，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，已经三年了。她每月往家里寄两千，供弟弟妹妹读书。“你爸妈真好，能供你上大学。”刘芳羡慕地说，“我爸妈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我只能早点出来挣钱。”林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起自己的八千元奖金，想起父母凑的一万元，突然意识到：虽然自己家现在困难，但至少曾经有过好的时候。而像刘芳这样的人，可能从来没有过选择。晚饭时间，有人开始泡面。刘芳从包里拿出两个馒头和一包榨菜：“火车上东西贵，我一般自己带。”林深也带了母亲做的饼和鸡蛋。两人分享食物，刘芳给了他一点榨菜，他给了她一个鸡蛋。“谢谢。”刘芳笑得很朴实，“你妈妈手艺真好。”夜晚降临，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有人靠在座位上睡着了，发出鼾声。林深尝试睡觉，但硬座的座椅笔直，空间狭小，怎么都不舒服。腿麻了，脖子酸了，但睡不着。凌晨两点，车停在一个小站。有人下车，有人上车。冷空气从打开的车门灌进来，林深打了个寒颤。他看向窗外，站台上灯光昏暗，只有几个模糊的身影。后半夜，他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梦里，他回到了圣约翰的校园，在图书馆看书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他坐在第七中学的教室里，老师在黑板上写满公式，粉笔灰在阳光中飞舞。醒来时，天已经蒙蒙亮。脖子僵硬得像石头，浑身酸痛。刘芳也醒了，正在小口喝水。“没睡好吧？”她问。“还好。”林深活动着肩膀。第二天白天，时间过得更慢。窗外是千篇一律的平原景色，偶尔经过城市，能看到高楼的天际线。车厢里闷热，有人脱了鞋，气味更难闻。林深尽量不去想这些，拿出专业书来看。“你现在就看这么难的书？”对面的中年男人问。他自称老王，是个建筑工人，去北京找活干。“提前预习一下。”老王摇摇头：“你们读书人就是不一样。我儿子也在读大学，学计算机的，天天抱着电脑，也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”林深和老王聊了起来。老王说他干了二十年建筑，跑遍大半个中国，最高在五十层楼上干过活。“危险啊，但挣钱。”老王说，“一天三百，干一天算一天。就是怕出事，我这要是摔了，家里就垮了。”“没买保险吗？”“买了，但真出事，那点钱够干啥？”老王苦笑，“不过干我们这行的，都这样。挣的是血汗钱，拼的是命。”林深沉默了。他想起父亲在仓库工作，一天站八个小时，搬运重物，腰肌劳损严重，晚上回家经常疼得直不起腰。那也是血汗钱。第二天晚上，更难熬。疲劳累积到顶点，但环境恶劣到无法入睡。林深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，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：黑眼圈深重，下巴冒出胡茬，头发油腻。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生活。没有舒适，没有便利，只有最原始的坚持：熬过去，到达目的地，然后继续奋斗。第三天下午，火车终于进入北京地界。车厢里骚动起来，人们开始收拾行李，检查物品。林深也把东西整理好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晚上十点零五分，火车晚点二十五分钟，缓缓驶入北京西站。“到了。”刘芳说，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既兴奋又紧张。林深点头：“到了。”下车，随着人流走出车厢。站台上灯火通明，人潮涌动。热浪扑面而来——北京的夏夜依然闷热。他拖着行李箱，背着重重的背包，跟着指示牌走向出站口。北京西站很大，人很多。各种口音，各种面孔，匆忙的，迷茫的，兴奋的。林深在人群中穿梭，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疏离感：这个城市如此庞大，如此陌生，而他只是其中微小的一点。出了站，广场上更热闹。有接站的人举着牌子，有拉客的司机大声吆喝，有卖地图和矿泉水的小贩。林深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，拿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。“妈，我到了。”“到了就好，到了就好。”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路上顺利吗？累不累？”“顺利，不累。”林深撒谎，“你们别担心，我这就去学校。”“钱放好了吗？注意安全，晚上别乱跑……”又叮嘱了好一会儿，才挂断电话。林深看了看时间：十点四十。学校的接站大巴应该已经停了，他得自己想办法去学校。问了一个工作人员，得知可以坐夜班公交。他找到公交站，等了二十分钟，上了一辆几乎空着的夜班车。票价三元，比打车便宜太多。公交车缓缓驶过北京的街道。夜晚的城市依然喧嚣，霓虹闪烁，车流不息。林深贴着车窗，看着外面的一切：高楼大厦，立交桥，商业中心，酒吧街。这个城市的光鲜亮丽与他无关，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如何完成学业，如何不让父母的付出白费。一个小时后，公交车在大学附近的车站停下。林深下车，拖着行李走了十分钟，终于看到学校的校门。即使在夜色中，也能感受到这所大学的庄严和气派。高大的门楼，烫金的校名，宽阔的林荫道。校门口还有学生在进出，有的骑车，有的散步，脸上是轻松自在的表情。林深吸了口气，走了进去。校园很大，他走了好久才找到新生报到处——已经没人了，只有一张桌子空荡荡地摆在路灯下。旁边公告栏贴着指示：未报到的新生请先到宿舍楼办理临时入住。又找了半个小时，找到金融专业的男生宿舍楼。楼管是个大爷，正在看电视剧。“这么晚才到？”大爷看了看他的录取通知书，“硬座来的吧？一看就知道，一脸疲惫。”林深笑了笑：“麻烦您了。”“307房间，四人间，已经住进三个了，你是最后一个。”大爷递给他钥匙，“洗澡间在一楼，热水到十一点，你赶不上了。明天早上八点正式报到，别迟到了。”“谢谢。”爬上三楼，找到307。门缝里透出灯光，还有说话声。林深敲了敲门。门开了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站在门口，看到他，愣了一下：“你是……林深？”“嗯，抱歉来晚了。”“没事没事，快进来。”男生热情地接过他的行李箱，“我们刚才还在猜你什么时候到呢。我叫张伟，这是李明，那是赵磊。”宿舍比林深想象的要好：四张上床下桌，有空调，有独立阳台。虽然家具旧了点，但干净整洁。三个室友看起来都很友善，张伟热情，李明文静，赵磊健谈。“你怎么这么晚才到？”赵磊问，“家很远吗？”“坐火车，硬座，三十二个小时。”林深说。宿舍里安静了一秒。张伟先开口：“我的天，三十二小时硬座？你太强了，我坐八小时高铁都觉得累。”“省钱。”林深简单地说，开始整理行李。“你家……”李明试探地问。“普通家庭。”林深说，“所以得省着点。”室友们对视一眼，没再追问。张伟帮他铺床，赵磊告诉他哪里有便宜的生活用品卖，李明递给他一瓶水。整理完已经快凌晨一点。林深洗漱后爬上床，身体几乎散架，但精神却很清醒。他看着天花板，听着室友们均匀的呼吸声，感受着这个新环境。大学。北京。金融专业。全新的开始。他想起火车上的三十二个小时，想起那些面孔：刘芳、老王、还有无数陌生的旅人。他们都在为生活奔波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奋斗。而他现在也加入了这场奋斗。窗外的北京，灯火通明。这个城市不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有任何改变，但他的人生，将从这里开始新的篇章。林深闭上眼睛。明天，他要早起报到，办助学贷款，找兼职，开始适应大学生活。路还很长，但他已经准备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