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筝小说

第1章（第1页）

林深十六岁生日的清晨，是被阳光唤醒的。不是闹钟，不是管家陈伯轻柔的叩门声，而是七点整准时从东面窗户射进来的、毫无遮挡的阳光。他眯着眼，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睡在陌生的房间里——不，不是陌生，只是完全不同。三天前，这里还是储物间，堆放着过季的衣物和旧书籍。现在，这些物品被压缩到角落，中间摆了一张窄小的单人床，一张掉漆的书桌，和一个简易布衣柜。房间大约八平米，刚好容纳这些必需品，以及刚满十六岁的他。“深深，起床了吗？”母亲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比往常轻软许多，“早餐好了。”林深坐起身，木床发出吱呀声。他环顾四周：墙壁上有细微裂纹，天花板角落有一小块水渍，窗帘是简单的蓝色格子布，不是他原来房间那套自动调节光线的智能窗帘。十六岁生日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此刻他应该收到第一份礼物——通常是父亲放在他床头的一件精致物品，比如去年的古董腕表，前年的限量版模型。然后下楼，餐厅长桌上会摆满鲜花，母亲会亲自端上他最爱吃的蟹黄小笼包，厨师老王会准备一整天的宴会食材，因为晚上会有至少三十位客人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但今天，床头柜上什么都没有。只有一本他昨晚看到一半的物理课本，和一只喝过水的玻璃杯。林深穿上衣服——普通的棉T恤和牛仔裤，不是他习惯的定制款。走出房间，穿过狭短的走廊，就是客厅兼餐厅。母亲站在小小的灶台前煎蛋，父亲坐在折叠桌旁看报纸。整个空间加起来，不如他原来卧室的浴室大。“生日快乐，儿子。”父亲抬起头，笑了笑。他的眼下有淡淡的青黑，胡茬也没刮干净，身上是一件普通的POLO衫，不是手工西装。“谢谢爸。”林深坐下。桌面有些摇晃，母亲垫了一张纸在桌脚下。早餐是煎蛋、白粥和榨菜。没有蟹黄小笼包，没有鲜榨果汁，没有摆盘。“妈，老王呢？”林深下意识问。母亲的手顿了顿，锅铲在平底锅上划出轻微的响声。她转过身，端来煎蛋放在林深面前，然后坐下，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“深深，”母亲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有件事，我们得告诉你。”父亲放下了报纸。林深注意到，那是街边报亭最便宜的那种报纸，不是父亲常年订阅的《财经时报》。“我们家，”母亲吸了一口气，“破产了。”两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却像重锤砸在狭小的空间里。“什么？”林深以为自己听错了。“投资失败，债务问题，公司清算。”父亲接话，每个词都简洁而沉重，“三天前最终裁定的。别墅、车子、大部分资产都被查封抵债。这套房子，”他指了指四周，“是你外公早年买下的小公寓，不在清算范围内，我们还能住。”林深呆呆地看着父母。母亲的眼圈红了，父亲则避开他的目光，看向窗外。“所以……没有生日派对了？”这是林深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，问出口的瞬间他就后悔了——这太肤浅、太不懂事了。但父亲竟然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没有了。不仅没有派对，深深，你也不能再在圣约翰学院读书了。我们已经付不起下学期的学费。”圣约翰国际学校，一年学费四十万，这还不包括各种活动、夏令营和额外课程。林深在那里读了十年，从一年级到十年级。他的朋友都在那里，他的人生轨迹原本清晰明确：读完圣约翰，去美国读常青藤，然后进入父亲的公司，或者自己创业。现在，这条轨迹断了。“那……我去哪里读书？”林深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干涩的。“第七中学，”母亲说，“公立学校，教学质量不错，而且离家近，你可以走路上下学。”第七中学。林深知道那所学校，经过时见过它的校门，灰扑扑的，学生穿着宽大的运动校服，骑自行车或挤公交。和他那些穿着定制校服、由私家车接送的圣约翰同学，完全是两个世界。“我的同学们……”“暂时不要联系了。”父亲的声音硬邦邦的，“深深，现实点。我们现在是负债家庭，很多以前的关系都必须断掉。有些人会同情你，更多人会嘲笑你。这就是人性。”林深低头看着碗里的白粥。米粒煮得有点烂，不是他习惯的口感。但他拿起勺子，开始吃。一口，两口。机械地。早餐在沉默中结束。母亲起身收拾碗筷，父亲继续看报纸——但林深注意到，他的视线长时间停留在同一行。“我出去一下。”父亲突然站起来，走向门口。“你去哪儿？”母亲问。“找工作。”父亲吐出三个字，推门出去了。门关上的声音不重，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林深看着母亲，她站在水槽前，背对着他，肩膀微微颤抖。他走过去，看到母亲在哭，无声地，眼泪一滴滴掉进洗碗水里。“妈……”母亲迅速擦掉眼泪，转过身，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妈妈没事。深深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还是给你准备了礼物。”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用简单的包装纸包着，没有丝带。林深接过，打开。里面是一支钢笔，普通的品牌，商场里几百块的那种。“谢谢妈，我很喜欢。”林深说，他是真心的。这支笔，可能是母亲现在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了。母亲摸了摸他的头：“好孩子。去换件衣服吧，我们得出门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典当行。”母亲从卧室拿出一个小皮箱，打开，里面是她的首饰：翡翠项链、钻石耳环、宝石胸针、金手镯……每一件都曾在她参加宴会时熠熠生辉。林深记得那条翡翠项链，父亲在父母结婚十五周年时送的，据说价值百万。“这些都不能留了，”母亲平静地说，“得换成钱，还债，还有我们的生活费。”“全部吗？”“全部。”他们坐公交车去典当行。林深已经不记得上次坐公交车是什么时候了，可能是小学时的社会实践。车厢里有点闷，有各种气味混合，有人大声讲电话，有小孩哭闹。母亲紧紧抱着皮箱，目视前方。典当行在一条老街上，门面不大，玻璃柜台后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。母亲一件件取出首饰，老先生用放大镜仔细查看，然后用计算器按出数字。翡翠项链，八万。钻石耳环，三万。宝石胸针，两万五。金手镯，按克重。每一件报价出来，母亲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林深知道，这些报价远低于实际价值，但母亲没有争辩，只是点头。“林太太，”老先生推了推眼镜，“您这些物件，要是放在从前，随便一件都不止这个数。但现在……行情不好，我也只能给到这个价。”“我明白，都当了吧。”母亲说。老先生看了林深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开始写票据。最终，一整箱首饰，换了二十八万七千元。母亲仔细数了现金，放进随身带的布包里，然后拉着林深走出典当行。街上阳光明媚，人来人往。母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仰头闭眼。林深看到她眼角有泪光。“妈，我们以后有钱了，再把它们赎回来。”林深说。母亲睁开眼，笑了笑，那笑容里有太多林深看不懂的情绪：“傻孩子，有些东西，失去了就是失去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给你买件新衣服，当生日礼物。”他们去了平价商场，母亲给林深买了两件T恤、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，总共花了不到五百元。经过一家蛋糕店时，母亲停住了。“我们买个小的生日蛋糕吧。”她说。“不用了妈，我不爱吃甜食。”林深撒谎。他其实很喜欢蛋糕，尤其是那家高端甜品店的奶油蛋糕，但现在，每一分钱都得省。母亲还是买了一个最小的水果蛋糕，六寸，四十八元。她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像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。回到家时，父亲已经回来了，坐在桌旁，面前摆着几张纸。“怎么样？”母亲问。“谈了几个工作，”父亲说，声音疲惫，“最后定了一个，在朋友的公司做仓库管理，月薪六千，明天上班。”仓库管理。林深无法想象父亲——那个曾在谈判桌上挥斥方遒、管理着上千人企业的父亲——去管理仓库。但他什么也没说。晚饭是母亲做的简单三菜一汤，蛋糕摆在中间。他们点了蜡烛，林深许愿。他许了什么愿？他自己也不太清楚。也许是一切回到从前，也许是父母不再忧愁，也许是自己能快点长大，扛起这个家。吹灭蜡烛后，父亲拿出一小瓶啤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：“深深，十六岁了，算是半个大人了。有些事，你得知道。”林深坐直身体。“我们家现在欠债大约三百万，”父亲平静地说出数字，“这套房子估值一百五十万左右，但不能卖，这是我们唯一的住所。我的工资六千，你妈妈可能也能找份工作，就算四千，一个月一万收入。生活费最少要三千，剩下七千还债，需要……差不多三十六年还清。”三十六年。那时父亲七十八岁，母亲七十三岁。“所以，深深，你的大学学费，我们可能负担不起了。”父亲继续说，“你得争取奖学金，或者申请助学贷款。高中剩下两年，你必须拼命学习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”“我会的。”林深说，声音坚定。父亲看着他，目光复杂，有欣慰，有愧疚，还有些林深读不懂的东西。“好孩子，”父亲最终说，“吃饭吧。”那天晚上，林深躺在窄小的床上，无法入睡。他听到隔壁房间父母低低的说话声，听不清内容，但语气沉重。他起身，轻轻打开门，从门缝里看到客厅的灯还亮着。父母坐在折叠桌旁，桌上摊着一些零钱和几张钞票。母亲在数钱，一元、五元、十元……父亲则在纸上记账。昏黄的灯光照在他们脸上，林深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父亲眼角的皱纹，母亲鬓角的白发。他们才四十多岁，却一夜之间老了十岁。林深轻轻关上门，回到床上。他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看了很久很久。十六岁生日，他失去了别墅、豪车、私立学校的学位、未来的坦途。但他也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父母——不是作为企业家的父亲，不是作为贵妇的母亲，而是作为两个在命运打击下努力挣扎的普通人。那一刻，林深做出了决定。他要转学去第七中学，要拼命学习拿奖学金，要考上最好的大学，要找到高薪工作，要帮父母还清债务，要让这个家重新好起来。他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，也不知道前方有多少挫折。他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那个被保护在象牙塔里的林深了。他是必须长大的林深。窗外，城市的灯光依旧璀璨，但那些光芒不再与他有关。属于他的，只有这八平米的小房间，和一条必须靠自己去开辟的路。夜很深了。林深闭上眼，在入睡前，他最后一次想起圣约翰学院的校园，想起朋友们无忧无虑的笑脸，想起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。再见了，过去。